1980 年，当公司向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捐赠一台新的激光打印机时，它不可能知道这台机器会引发一场“革命”。有一次，打印机卡住了，当时 27 岁的麻省理工学院程序员理查德 M.斯托尔曼（）试图深入研究代码来修好它。他希望自己能修好，因为他曾修好过类似的打印机。

  在软件开发最初的几十年里，这样的领域贯彻了一种开源和自由交换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工程师可以无视时区和机构，深入研究彼此的代码，使其成为自己的代码或修改一些错误。但这台新施乐打印机使用了无法访问的专有软件。无法访问其系统内部，并对施乐公司违反了他所依赖的开源代码共享系统感到愤怒。

  几年后的 1983 年 9 月，斯托尔曼发布了 GNU，这是一个操作系统，旨在免费替代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操作系统之一：Unix。斯托尔曼将 GNU 设想为一种反击专利机制的手段，因为版权等机制已经在科技行业蔓延。免费软件运动源于一位沮丧工程师的简单而刻板的哲学：为了全世界的利益，所有代码都应该是开放的，没有限制或商业干预。

  40 年后，科技公司在专有软件上赚取了数十亿美元，而我们身边的许多技术，从 ChatGPT 到智能恒温器，其核心系统都是普通消费者无法触碰的。在这种环境下，斯托尔曼的运动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在商业现实的重压下被粉碎的失败的价值观实验。但在 2023年，免费和开源软件运动不仅重新活跃起来，它甚至已然成为科技产业的基石。

  如今，96% 的代码库都包含开源软件。 是最大的开源社区平台，全球有 1 亿多开发者使用。拜登政府的《2022 年保障开源软件法案》公开承认，开源软件是关键的经济和安全基础设施。就连最赚钱的云部门 AWS，也在支持开源软件的开发和维护：2022 年 12 月，该公司将其技术专利组合提交给了一个开放使用社区。

  在过去的两年里，尽管公众对私营科技公司的信任度急剧下降，但包括、、、彭博社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内的组织，都为开源项目和开放科学领域的类似项目投入了新的资金，这是对科学研究开放价值观的延伸。

  开源软件现在是如此地重要。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该运动中长期存在的领导力缺乏和多样性问题已成为每个人的问题。许多开源项目都是从“终身仁慈独裁者”（BDFL，benevolent dictator for life）的治理模式开始的。在这种模式下，最初的创始人多年来一直担任技术项目的领导者和决策者，但他们并不总是负责任的人选。

  因厌恶女性和有虐待行为，斯托尔曼和其他一些 BDFL 受到了项目开源社区的批评。斯托尔曼于 2019 年辞去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主席的职务，尽管两年后他又重返董事会。

  总体而言，开源项目的参与者绝大多数仍是白人、男性，并且位于北半球。一些项目可能会受到公司利益的过度影响。与此同时，那些努力维护关键代码的人并没有得到持续的资助。事实上，许多主要的开源项目仍然几乎完全依靠“用爱发电”的力量运作。

  尽管面临挑战，但在 2023 年，也就是 GNU 的 40 岁生日时，仍有很多值得庆祝的事情。在一个高度分散和竞争激烈的行业中，现代开源运动一直是透明工作方式的合作天堂。

  维基媒体基金会首席产品和技术官赛琳娜·德卡曼（）表示，开源的力量在于“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在软件上合作，也可以在许多（更多）事情上合作。”

  她指出，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的工具，如邮件列表、在线聊天和开放的版本控制系统，是开源社区的先驱，并被更广泛的科技行业采用为标准做法。

  “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无论背景如何，都能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上合作，我认为这在开源领域是非常独特的。” 凯尔西·海塔尔（）说。他是 Kubernetes 的早期贡献者，Kubernetes 是一个用于自动化应用程序部署和管理的开源系统。最近，海塔尔从谷歌云杰出工程师的职位上退休了。

  2010 年代对科技自由发展的强烈反对浪潮，以及最近的人工智能热潮，使人们关注到一种想法，即开源运动关乎于谁有权在网上使用他人信息以及谁能从科技中受益。

  估值 40 亿美元的开源人工智能公司 CEO 克莱美特·德朗（）于 2023 年 6 月在美国国会作证称，人工智能开发中的“道德开放”有助于使组织更加合规和透明，同时让少数大型科技公司以外的研究人员获得技术和进步。

  “我们正处于一个独特的文化时刻，”为公共利益技术提供资金和支持的非营利组织科学与社会准则的执行董事丹尼尔·罗宾孙（）表示，“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资本主义是如何影响技术的构建的，以及你是否有权选择与之互动。”自由和开源软件，再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讨论技术应该如何发展的辩论温床。

  自由软件运动的早期充满了关于“自由”定义的争论。斯托尔曼和成立于 1985 年的自由软件基金会（FSF，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秉承四种自由的理念：人们应该被允许出于任何目的运行程序，从源代码中研究它的工作原理并更改它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再发行软件原版，以及发行修订版软件。

  斯托尔曼将自由软件视为一项基本权利。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自由软件基金会里面的 Free，指的是“自由”，而不是“免费”。他创建了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即所谓的“copyleft”许可证，以确保这四种自由在使用 GNU 构建的代码中得到保护。

  芬兰工程师李纳斯·特沃兹（）在 1991 年创造了今天无处不在的 Linux 以替代 Unix，他并不认同这种教条。和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其他人认为，工程师之间的开放交流文化可以与商业模式共存，更严格的许可证可以为软件创作者的财务可持续性和保护用户开辟道路。正是在 1998 年的一次自由软件倡导者战略会议上，这种务实的方法被命名为“开源”。

  通过这种方式，使用和贡献免费开放软件的公司可以将社区扩大到自愿爱好者之外，并改进工作本身。桑达说：“如果只有几个激进的人，我们怎么能让它变得更好呢？”

  在 2000 年左右，随着科技行业围绕着 Sun Microsystems、、和等私营公司的发展，新的开源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老牌项目也在茁壮成长。1995 年，Apache 作为一个开源网络服务器出现。Red Hat 是一家为企业提供 Linux 等开源软件支持的公司，于 1999 年上市。GitHub 是一个最初为支持开源项目的版本控制而创建的平台，于 2008 年推出，同年谷歌发布了第一个开源手机操作系统安卓。

  开源，这一更务实的定义开始主导这个领域。与此同时，斯托尔曼最初的哲学在一群虔诚的信徒中坚持了下来。它今天仍然通过自由软件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贯彻，这些组织只使用和倡导保护四种自由的软件。

  随着开源软件的普及，技术堆栈的分叉成为了标准做法，开源代码是专有工作的支持结构。自由和开源软件通常服务于产品的底层基础或后端架构，而公司则在面向用户的层面上大力追求和捍卫版权。有人估计，亚马逊 1999 年拿到的“一键购买”程序专利在到期前每年价值 24 亿美元。它依靠 Java（一种开源编程语言）以及其他开源软件和工具来构建和维护。

  如今，企业不仅依赖开源软件，而且在资助和开发开源项目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Kubernetes（最初由谷歌推出并维护）和 的 React 都是强大的软件集，最初是与更大的技术社区自由共享的内部解决方案。但一些人，比如软件自由保护协会的凯伦·桑达（）认为，利润驱动的公司和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冲突。

  桑达说：“公司在开源软件方面很聪明，它们使用了大量开源软件。这很好。”但与此同时，它们也从自己的专有工作中获利，它们有时甚至试图将其包装为开放工作。

  学者兼组织者米歇尔·索恩（Michelle Thorne）在 2009 年将这种做法称为“开放清洗（openwashing）”。对于桑达来说，如果公司不努力支持用户和创作者的权利，它们就不会推动自由和开源的风气。她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确实没有发生：“他们对赋予公众任何明显的软件权利都不感兴趣。”

  包括凯尔西·海托尔（）在内的其他人则对企业参与持更乐观的态度。他说：“如果一家公司最终只是分享，别的什么都不要求，我认为这应该值得庆祝。如果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家公司允许带薪员工从事这项工作，维护漏洞和解决问题，但在那之后这不再是优先事项，它选择退出，我认为我们应该感谢它多年来的贡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由软件基金会已经成立 38 年了，它仍坚持自己最初的理想，反对任何不支持用户查看、修改和重新分发代码的产品或公司。

  如今，该组织开展了“终结软件专利”等公共行动，发表文章并提交“法庭之友”摘要（一种诉讼信息披露机制，多用于让法官获得更多的信息），倡导终结软件专利。

  该基金会的执行董事左尔·酷曼（）希望继续推动对话走向自由，而不是商业问题。她说：“每一种信仰体系或倡导形式都需要一个遥远的终点。这是能够促进发展的唯一方法。作为自由软件基金会，我们在光谱的末端，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角色。”

  GNU 发布 40 年后，还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开源社区，也没有单一的定义，它“就像有一个‘城市社区’一样，”研究员兼工程师纳迪亚·阿普后瓦（）（原名 Eghbal）在 2020 年出版的《公共工作：开源软件的制作和维护》一书中写道。

  开放源码倡议（OSI，Open Source Initiative）成立于 1998 年，旨在管理开放源码。但并非所有现代开放源码项目都遵守 OSI 制定的 10 个具体标准，其他定义也出现在各个社区中。规模、技术、社会规范和资金也因项目和社区而异。例如，Kubernetes 拥有一个由数万名贡献者和多年谷歌投资组成的强大、有组织的社区。Salmon 是一个小众的开源生物信息 学研究工具，由拨款支持，贡献者不到 50 人。据估计，开放源代码的软件库包 OpenSSL，目前由 18 名工程师维护，他们通过捐款和公司合同获得报酬。

  现在的主要讨论更多的是关于人而不是技术：健康和多样化的合作是什么样子的？那些支持代码的人如何获得继续工作所需的东西？

  电子前沿基金会董事会的开源顾问兼策略师詹姆斯·威斯尔（）问道：“你如何为所有受你构建的技术影响的人发声？这些都是大问题。我们以前从未解决过这些问题。20 年前没有人做这件事，因为这不是当时要考虑的东西。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开源社区）有机会考虑这些问题。”

  “像小狗一样自由”这个短语可以追溯到 2006 年，它慢慢的变成了现代开源项目中对“自由”的一种有价值的定义。它表达了创作者和用户对彼此和软件的责任，以及他们的权利。小狗需要食物和照顾才能生存，而开源代码需要资金和“维护者”，他们能够始终如一地响应社区的请求和反馈，修复错误，并管理项目的发展和范围。

  许多开源项目已经变得太大、太复杂或太重要，无法由一个人甚至一小群志同道合的人来管理。开源贡献者也有自己的需求和担忧。一个善于建造的人可能不善于维护，而且创建项目的人可能不想或不能无限期地运营它。例如，2018 年，开源编程语言 Python 的创始人古都·范·罗萨姆（）在近 30 年后辞去了领导职务，因为这个几乎没有报酬、又面临很多要求的角色令他疲惫不堪。“我累了，”他在给社区的辞职信中写道，“需要休息很长时间。”

  支持创建、维护和使用免费开源软件的人需要新的角色和视角。尽管这场运动的早期几乎完全由工程师通过留言板和代码进行交流，但今天的开源项目邀请了新学科的参与，以处理增长和宣传等行政类工作，并努力实现更大的包容性和归属感。

  福特基金会（）技术与社会项目高级项目官迈克尔·布伦南（）表示：“我们已经从开源技术转向了制定有效开源项目所需的更广泛的专业知识和视角。”福特基金会为开放互联网问题的研究提供资金。“我们需要设计师、民族志学者、社会和文化专家。如果开源要有效并满足世界各地用户的需求，我们就需要每个人都在开源中发挥作用。”

  2008 年，随着 GitHub 的推出，一个强大的支持来源应运而生。虽然它最初是一个版本控制工具，但正如所说，它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服务、标准和系统，现在是大多数开源开发的“高速公路系统”。GitHub 帮助降低了参与开源项目的门槛，吸引了更广泛的贡献，并传播了社区行为准则等最佳实践。但它的成功也使单一平台对致力于去中心化合作的社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直到最近，GitHub 负责多样性和包容性战略的高级主管德米特里斯·奇塔姆（）都非常认真地承担起了这一责任。为了了解现状，该公司于 2021 年与 Linux 基金会合作进行了一项关于开源中多样性和包容性的调查和报告。

  数据显示，尽管普遍存在合作和开放的风气（超过 80% 的受访者表示感到自己受欢迎），但社区主要由来自北半球的异性恋、白人、男性贡献者主导。作为回应，奇塔姆希望找到拓宽可访问性和促进归属感的方法。GitHub 推出了 All In for Students，这是一个导师和教育项目，起初有 30 名学生，主要来自历史上的黑人学院和大学。在第二年，该项目扩大到了 400 多名学生。

  代表性并不是实现更公平的开源生态系统的唯一障碍。Linux 基金会的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开源贡献者中，只有 14% 的人获得了工作报酬。虽然这种志愿者精神与自由软件作为一种非商业的思想交流的最初愿景一致，但无偿的劳动力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此外，调查中 30% 的受访者不相信行为准则会得到执行，这表明他们觉得自己不指望有一个尊重他人的工作环境。

  作家丹尼尔·罗宾孙（）说：“我们现在正处于另一个转折点，行为准则很好，但它们只是一种工具。我开始看到更大的文化转变，重新思考所谓的提取过程，它长期以来一直是开源一部分。”现在，让维护人员获得报酬，并将贡献者与支持联系起来，是让更多元化的参与者群体参与开源的关键。

  考虑到这一点，2023 年 GitHub 专门为维护人员建立了资源，包括研讨会和 DEI 工具中心。5 月，该平台启动了一个新项目，将资源充足的大型开源社区与需要帮助的小型社区连接起来。德米特里斯·奇塔姆说与更广泛的社区免费分享这些项目，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她说：“我们根本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我们只是将开源原则应用于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

  GitHub 对开源的影响力可能很大，但它并不是唯一一个致力于让维护人员获得报酬并扩大开源参与度的组织。软件自由保护协会（Software Freedom Conservancy）发起的外联多样性倡议提供带薪实习。截至 2019 年，该倡议 92% 的实习生是女性，64% 是有色人种。 和 等开源筹款平台也出现了，以帮助开源维护人员获得和利用资源。

  基金会也在进步。福特基金会（）、斯隆基金会（Sloan Foundation）、奥密迪亚网络（Omidyar Network）和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以及科学与社会准则（Code for Science and Society）等较小的组织，最近都开始或扩大了支持开源研究、贡献者和项目的努力，包括促进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具体努力。

  来自奥密迪亚网络的哥温蒂·斯库玛（）告诉《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基金会机构完全有能力建立资金架构，帮助开源项目成长，使其在未来获得政府资助时面临的风险更小。

  事实上，福特基金会的数字基础设施基金支持了一项研究，为德国最近创建的开放数字基础设施国家基金做出了贡献。美国的势头也在增强。2016 年，白宫开始要求至少 20% 的政府开发软件是开源的。2022 年的《保护开源软件法案》在两党的支持下获得通过，为联邦层面的关注和投资建立了一个框架，以使开源软件更加强大和安全。

  开源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和工具，而且它也可能提供比专有项目更具竞争力的优势。谷歌在 2023 年 5 月份泄露的一份文件称，开源社区已经推动、测试、整合并扩展了大型语言模型的能力（比非开源项目更彻底）：“人工智能开发中的许多新想法都来自普通人。参与培训和实验的阻碍已经从加入一个主要研究组织，缩小到一个人、一个晚上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最近提出的开放源码替代方案（TTOSA，Time till Open Source Alternative）的概念，即从专有产品发布到开源产品发布之间的时间，也说明了开源的优势。一位研究人员估计 TTOSA 的平均时间为 7 年，但他指出由于 GitHub 等易于使用的服务的存在，这一过程一直在加快。

  与此同时，我们现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依赖于快速扩张却资金不足的数字基础设施。长期以来，开源中一直有一种假设，即漏洞可以通过广泛的“无数只眼睛”快速识别和解决。这话不假。但是，当开源软件影响到数百万用户，而它的维护又由一小撮报酬过低的人来处理时，开源系统可能会承受太大的负担。

  2021 年，一个流行的开源 Apache 库中的安全漏洞使大约数亿台设备受到了黑客攻击。整个行业的主要参与者都受到了影响，大部分互联网都瘫痪了。即使是现在，这种脆弱性的持久影响也很难量化。

  其他风险来自于没有道德护栏支持的开源开发。谷歌的 Bard 和 ChatGPT 等专有项目表明，人工智能可以延续现有的偏见，甚至可能造成伤害，同时也不能提供透明度，帮助更大的社区审计技术、改进技术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允许任何人使用、修改和分发人工智能模型和技术可能会加速滥用现象。

  Meta 开放其人工智能模型 LLaMA 一周后，该软件包泄露到了 4chan 上，该平台以传播错误信息而闻名。LLaMA 2 是 2023 年 7 月份发布的一款新模型，它虽然完全向公众开放，但该公司没有像其他开源项目那样披露其培训数据。根据某些定义，它介于开放和封闭之间，但肯定不符合 OSI 定义。据传，OpenAI 也在开发开源模型，但尚未正式宣布。

  Hugging Face 的首席伦理科学家玛格丽特·米歇尔（）说：“在技术上做出的决定总是有取舍的。我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全心全意地支持开源，而不考虑任何细微差别或警告。”

  米歇尔和她的团队一直在开发开源工具，以帮助社区保护他们的工作，例如只允许项目所有者自行决定合作的门控机制，以及详细说明模型潜在偏见和社会影响的“模型卡”。在选择使用哪些模型时，信息研究人员和公众可以看到更多的关于模型的技术细节。

  开源软件自其“离经叛道”的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但要将其继续发扬光大，并使其成为一场充分反映开放、互惠和准入价值观的运动，还需要更多细致的思考，充分的金融和社区投资，以及该运动通过合作自我完善的特色过程。

  随着现代世界变得越来越分散和多样化，与不同人群和技术异步工作以实现共同目标所需的技能组合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按照这个速度，40年后的技术可能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加开放，世界可能会因此而变得更好。

  作者简介：利百加·阿克曼（Rebecca Ackermann）是旧金山的作家、设计师和艺术家。